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它的处境，普鲁士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的“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帕麦斯顿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使人远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已经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一一地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是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等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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