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父”吕不韦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一年后，安国君去世，谥称孝文王，子楚以嫡嗣身份顺理成章地继位为秦王。子楚登基之后，吕不韦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他被立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并享有十万户的食邑。

子楚在位三年后去世，其子嬴政继位，时年十三岁。吕不韦的尊贵身份有增无减，被尊为相国，秦王常常称他为“仲父”。

秦始皇年幼，太后又与吕不韦暗通私情，绝世良机摆在了吕不韦面前。他效仿所谓的“战国四公子”，谦恭下士，以致门人的食客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吕不韦召集这些门人食客，各著所闻所知，然后加以遴选、编辑，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约二十万字，题名为。吕不韦将书与“千金”挂出来，声称如有能改动一字者，即获“千金”赏赐。思想驳杂，集合了战国时期的诸子言论，从书的框架可以看出，编者试图将它撰成一部指导君王治国理民，最终实现帝王之治的书籍。无可否认，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也包括他的政治理想。在“十二纪”的末尾，吕不韦道出了他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当时的“序”经常出现在篇章的末尾）他的思想与商鞅以来的法家传统有很大的区别，一书中有很多文字谈到要施惠于民，有些言论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秦国法家传统的反思。其实，吕不韦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反思法家的治国理念。据，“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布惠于民”也许就是源于吕不韦的建议。吕不韦组织编书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仰慕虚名，他可能试图通过这种行动来思考治国策略。从的内容可以看出，在探索过程中，吕不韦始终具有开阔的视野。编书之举证明吕不韦已经具备了卓越的政治眼光，一个政治投机者是做不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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