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争对于北宋政局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与文武之争并列。

之后的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也都有南北之争若隐若现。

后世不少学者完全以阶级史观分析问题，认为吕夷简集团他们代表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而范仲淹，王安石集团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自然有其正确性，然则失之片面。

之前在正旦朝会时，赵昕举出江河之说，论证吕夷简为黄河，范仲淹为长江，其实背后也暗示出他们所属的利益圈子。

当然，无论是南北之争还是阶级之争，都只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罢了，或者说，这只是一种工具。不能够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要学会支配工具，而不是只学会了套模板，被工具所支配。

好比韩琦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一方面他是北方人，另一方面他属于大地主的范畴，本身是利益既得者，只是因为与范仲淹志气相投，所以才加入范仲淹集团，这种就只能够归结于意识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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