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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