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严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权更迭的当中亦不可避免地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有利、有节地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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